职业“二奶”让嫖娼卖淫罚则跌了个狗吃屎

　　文/谢浮名

　　近年来，深圳悄然出现了职业“二奶”一族。与初级阶段的“二奶”不同的是，她们对同居对象不抱有婚姻的幻想，不稀罕做“大婆”，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,随时做好“跳槽”准备，谁出的价钱高就跟谁过。于是就隐名埋姓，背着父母，甚至背着老公、孩子，活在“大奶”的阴影之下。（9月20日羊城晚报）

　　如果按照公安部对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30条的两个有关批复的说法，“卖淫嫖娼是指不特定的男女之间以金钱、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”推断，毫无疑问，这些“随时做好‘跳槽’准备”、“谁出的价钱高就跟谁”的职业二奶，恰好符合“不特定的男女之间以金钱、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”的条件，犯的正是卖淫罪。这样，问题也就来了，职业二奶究竟是不是妓女？包养他们的是不是嫖客？据报道，95%的贪官有情妇，情妇看中的是贪官手中能换来金钱、利益的权力；大款包养“小蜜”的行为则几乎公开化，有目共睹。这种权色交易、财色交易算不算卖淫嫖娼？

　　有人说，卖淫嫖娼是不特定的男女之间的性关系，贪官和情妇大款和小蜜，通常能维持比较长时间的性关系，属于“特定”的性关系对象，构成不了卖淫嫖娼罪的要件，如此看来，有些风月场中的嫖客，也有固定的性交易对象，比如明朝小说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里的主人公李甲和杜十娘，这种关系就维持了一年多时间，难道他们的行为就不叫卖淫嫖娼吗？

　　由此可以看出，因为定义含混不清，职业二奶如同一根绊马索，让卖淫嫖娼罪跌了个狗吃屎。如果继续在构成要件模糊混沌的状况下严禁卖淫嫖娼，恐怕法律介入私人伦理生活的执法情景为时不远。

　　“二奶”职业化，只能看做私德有亏，不宜上升到法律的高度，打造严格的道德环境确实必要，但不能把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混为一谈。

　　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外国的经验值得借鉴。很多国家，法律禁止的只是未经许可的私娼活动，惩罚对象仅为以营利为目的组织卖淫者，即皮条客、鸨母以及卖淫团伙组织者，并不包括娼妓本人以及嫖客。但在中国，娼妓、嫖客以及卖淫业主的行为性质未加区别，一同归入刑事处罚的范围，甚至在执法实践中还存在严惩娼妓和嫖客、反而从轻发落危害性更大的组织招嫖营利者的偏向。

　　现阶段的我国，卖淫嫖娼仍旧被社会规范视所唾弃，大多数人也不愿意留恋风月，但对性问题却逐渐宽容起来。承认娼妓的合法性，以减少性犯罪、解决性比例失调、单身者（特别是民工）的生理欲求等问题似乎都有讨论的必要。

　　法律侵入本应由伦理调整的日常生活，不仅导致国家权力膨胀，也会阻碍公民培育道德共识机制。著名法学专家季卫东说得好：在国家权力介入日常性伦理生活之际，应确保其不破坏社会自治的空间和公民的主体性，在“公法”的框架中给“私德”以恰当定位。